周恩来第一次让电波沟通了上海与瑞金 ——革命战争年代的无线电通信 -世界杯买球

【通信产业报】（通信资深专家 李进良）1921年7月，在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翻天覆地的历史伟业由此开端。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回顾中国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历程，建党初期就已开始使用无线电台作为情报传递工具，移动通信可算是跟随党的发展从无到有逐渐壮大起来的。我一个92岁高龄的通信老兵，从抗美援朝至今亲身经历了我国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壮大整个过程。但是从1921-1949建国前的28年革命战争年代，这方面我是了解不多的，曾经听到“半部电台”起家的说法，感到好奇，为了追寻老一辈革命者的足迹，我怀着急切的心情，查阅了网上的不少通讯记忆，特别好在有朋友送我两厚本《通信兵文献》，将近3千页，足足翻阅了快一个月，这28年革命战争时期红色通信的概貌才有所了解。

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党中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上海。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选举临时政治局作出决议：“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包括军队通信联络工作)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工作，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 为了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中央特务委员会，11月，由周恩来负责在原军委特科的基础上组成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共特科，成为了我党早期的情报统战部门。由周恩来负责当时的中央特科工作，下设总务、情报、行动、无线电通讯四个科，总务科负责人洪扬生(后叛变)，情报科科长先后为陈赓、潘汉年，行动科科长顾顺章(我党最大一位叛徒)，无线电科负责人李强。都是周恩来主持特科工作时手下的五员强将，前面4位在党史上都大名鼎鼎，只有无线电科负责人李强鲜为人知，殊不知，这位却是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高手，堪称我党的超级发明家，玩无线造枪支搞经济样样神通，堪称全能。李强，1905年出生江苏常熟，原名曾培生，字幼范，早年入南洋学堂就读，毕业于土木工程系，1925年入党，创立了常熟第一个党组织，后来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并为起义队伍成功研制了炸弹。1927年四一二后，才进入中共特科。

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创建革命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道路，红军的力量日渐壮大，红色根据地不断拓展。当时，中共中央驻在上海，与各根据地远隔数千里，依靠传统的秘密交通方式沟通，费时费力，又不安全。所以，尽快建立无线电通信，成为革命斗争的紧迫任务。

1928年秋，周恩来向时任中央特科通讯科科长李强布置研制收发报机，他接到任务后，废寝忘食地研究了大半年。同时，还向时任中共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布置学习无线电报务技术，他进了无线电学校。

1929年春末，李强研制成功我党历史上第一部收发报机。张沈川在上海无线电学校完成学业，成为我党第一名报务员。1929年秋，中央特科在大西路福康里设立秘密电台，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座无线电台由此诞生，标志着党的通信事业从上海起步。同时两人采取分散居住、单线施教的方式，培养出黄尚英、伍云甫、曾三、蒲秋潮等十多名无线电技术人员。

随着革命的快速发展，无线电人才缺口巨大，周恩来指示李强：“要扩大规模，抓紧培训。” 1930年10月，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无线电集中训练班在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开学，大门口挂着掩人耳目的“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牌子。担任教学工作的还有从苏联学成归来的涂作潮、方仲如等人。源源不断输送至中央苏区及鄂豫皖苏区等各根据地。

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苏区

1930年12月30日，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半部电台(发信机损坏);时隔4天后的1931年1月3日，红军又全歼了国民党军谭道源第50师，缴获了一部完整电台。以这一部半电台为基础，红军成立了第一支无线通信队，队长王诤、政委冯文彬。王诤1909年生于江苏武进，原名吴人鉴。17岁那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接着，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讯学科，毕业后参加北伐军第二军四师，担任师部电台台长兼报务主任。他对电讯业务的钻研精神，曾受到随军的苏联红军顾问冈恰洛夫中校的称赞。

无线通信队下设监护排20余人，运输排30余人，电台训练班学员12人和报务员6人，另加文书、司号员、勤务兵、马夫、炊事员等，合计不足100人，为连级建制单位，享受营级单位待遇，开创了人民军队的无线电通信事业。

只有一部半电台的红军无线电通信队，不可能进行两地通信，所以除了训练之外，主要工作就是侦听无线电讯。1931年1月6日，红一方面军首次架设无线电台，王诤等人就成功侦听到上海路透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郭化若把这些电讯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大喜过望，说：“这不就是没有纸的报纸吗?”这一天，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技侦情报工作创建日。

1931年5月，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围剿，动身围剿之前，王诤就守着落后又残破的机器。一点也不敢松懈，听到的杂音也很多，生怕错听了一个字。王诤对于国民党很多密令以及暗号都比较了解。终于，在蹲守数天之后，接收到一个重要的消息。富川，是敌人的前进方向!连忙通知毛泽东和朱德马上派人去勘察富川，勘察完毕就做好了周密的应对准备。出其不意地运用无线电得知的国民党的路线，击败了他们。

原本骄横的国民党，怎么也想不到共产党竟然知道了他们的动向，第一次围剿失败，第二次，想一雪前耻又失败了，这让国民党的锐气挫败了不少。毛泽东为这些战绩开怀大笑，表扬王诤：敌人以为我们还是过去的穷酸，殊不知我们也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在几次反“围剿”期间又缴获了数十部国民党军队的电台，红一方面军组成了无线电通讯大队，队长王铮，有他们的侦听，毛主席才能用兵如神。为“反围剿”作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1931年7月，“红军无线电总队”随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兴国迁驻瑞金叶坪，11月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播发了新闻。之后，在这个电台基础上组成了红色中华新闻台，无线电事业不断壮大，为保卫红色政权和建设革命根据地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1年为了确保党的核心机密不致被敌人破获，周恩来(曾化名“伍豪”)主导编译的中共中央第一部无线电密码，称为“豪密”。9月的一天深夜，已经来到中央苏区的曾三，与上海党中央电台建立起联系，互向对方发送了一份加密电报，曾三就用“豪密”译出了电文送交苏区中央局的任弼时，在上海，邓颖超和周恩来也用“豪密”译出了中央苏区发来的加密电报。实现了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通信。

1932年又成立无线电侦察部门。长征途中，为保证侦察效率，我军无线电侦察部门采用梯队式工作机制，一队行军，另一队原地架起电台，不间断破译密电及时掌握敌行踪。共破译国民党军密码180余种、破译口令860多种。1935年二渡赤水时，我军及时破译敌密电，获知敌在娄山关附近兵力稀少，由此决定先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一举消灭贵州军阀王家烈6个主力团。正因我军在这种无形较量上技高一筹，屡次保障我军摆脱敌追击拦截，取得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曾经夸赞，无线电侦察部门是“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

抗日战争时期

东北抗日联军: 1934年9月，在苏联国际无线电训练班的于保合被派遣回国到哈尔滨抗联第三军，根据司令赵尚志的指示，在现伊春市南端巴浪河东北35公里的山坡上，成立抗联电信学校，进行训练和抄收新闻。学校教学设备是在汤旺河老钱柜一次战斗中缴获的一部日军电台，学校课程主要讲无线电技术，三分之一的时间讲电工原理和无线电常识;三分之二的时间进行收发报训练、国际电语练习等。学员们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纸笔不足，就用小木棍在地上抄写，电键不够用，就在手指上练。三个月后，学校与抗日联军总政治部汤旺河政治军事学校合并。连续办了三期，培养了200名军政干部和部分电报员，学生毕业后即分配到各部队随同作战。抗日联军司令部始设电信队。首任队长为于保合。当时抗联的无线电通信工作必须两个人一组，分别负责发电报和译电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帷幕从此拉开。我党、我军进一步加快了红色通信网建设。

八路军新四军：为保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指挥，军委三局于1937年7月至1938年年初进驻延安东关，局长王铮。下设通信联络、技术材料、行政管理3个科。直属单位编有通信学校、电话队和5个无线电分队。

5个无线电分队同各地电台之间逐步建成了6个无线电通信网。其中两个网为党中央联络网，一个联络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一个联络各地党组织和共产国际;有三个网为军委联络网，一个联络八路军总部及所属各师、旅，一个联络新四军军部及所属各师、旅;一个联络留守兵团及所属各旅、团;还有一个新闻广播网，除播送新华通讯电讯外，还参加国民党政府的联络网，抄收国内外主要通讯社的新闻电讯。

到1940年，华北各战区已有电台160余部，华中、江南各部队已有电台近60部，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多个无线电专用网络和各级无线电通信网，初步建成以延安为中心，沟通党政军，辐射全国各部队、各根据地、游击区的无线电通信网络，完成了军委战略指挥通信体系的建立。同时，还先后选派上百名精通电报业务的骨干，到国统区和日占区各大城市党的秘密电台帮助开展工作，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抗日战场的武装斗争。

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前线部队通信器材极其缺乏。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在军委三局通信材料科的基础上创办通信材料厂，以保证前线部队的通信联系。1941年10月，军委三局办的《通信战士》刊物创刊一周年，鉴于无线电通信所肩负的重要使命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毛主席为全军通信兵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期间，中央军委有三局，野战军和大军区有机要处、通讯处，旅和军分区以上机关有机要科、机要室、机要股、通讯大队和电台队等，构成了强有力的机要电讯网。不论是党中央转战陕北，还是实施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无线电台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挥前线的唯一通信工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党中央运筹帷幄、掌控全国战局的杀手锏。战场上空的无线电波是党中央的“耳目”、指挥员的“参谋”、战场上的“尖兵”。用一封封电报，统筹指挥了交错推进的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创造了142 天歼敌154 万人的奇迹。 周恩来曾感慨地说：“在西柏坡，我们不发枪，不发粮，不发人，只是天天发电报!”

当时的通信器材多从战场缴获国民党军的，解放区也有一些小电信工厂可以小批量修复制造，如1947年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局王世光领导的三处下属电信工厂初具规模利用飞机残骸制造机架，突击生产了二三十部15瓦军用电台送往南下的刘邓大军，之后，为前线部队源源不断制造修复了各种各样的通信器材，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从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间，经历了国共合作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4个时期。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周恩来组织研制第一部收发报机起步，建立无线电台，培训人员，编制豪码，创建了中国军政机要移动通信。随后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在此基础上逐步成长。革命战争有两个战场，一个有形在地面，长期以来都是敌强我弱。一个无形在空中就是无线电波，由于党中央高度重视从一开始就是我强敌弱。这种优势的确立，与自主研制收发报机自力更生制造修复通信器材、培训并重视无线电科技人才、自行编制 ‘豪密’加强无线电侦察等举措休戚相关。我国军政机要移动通信风雨兼程、砥砺奋进，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从而保证革命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站在当下，回望百年，一开始就是在周恩来亲自参与下自力更生研制收发报机创建军政机要移动通信。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抗美援朝培育了中国战术通信工业，电子工业萌芽成长与时俱进，又是在周恩来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理念下开辟了中国民用专业移动通信。改革开放40年，坚持了移动通信领域自主创新的传统，中国公众移动通信得以从3g突破、4g同步到5g引领，现在也已着手6g 的预研。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可喜的是中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移动通信网络，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喝水不忘掘井人，为中国无线电通信起步开发电台那批通信前辈多以作古，然而他们当年那种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艰苦奋斗精神，要铭记在心，激励今天的年轻人汲取传承，继续奋发图强。